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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岸•往事】相亲记(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7:10:17

我生于1948年,即新中国诞生的头一年。但是,我出生的那块热土,在我出生的半年前,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那时候,我父亲正当着农会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言九鼎遮天蔽日的人物。我的降生,立刻引来了诸多趋炎附势的人前来示好。甚至在我刚刚满月的时候,就有人要与我家定娃娃亲。我母亲高兴地说:看来我儿子的媳妇是不用愁了。

光阴荏苒,一晃我长成了大小伙子了。1964年我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了农社劳动,到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来了。这时候,我的父亲却从当年的革命干部变成了阶级敌人,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接受着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我进了农社,自然就成了“必须彻底脱胎换骨,同反动老子划清界限”的四类子弟,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劳动待遇,都比人家低一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从走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永远不散地笼罩在了我的心头。

我入社的时候,就赶上四清运动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进行了整整十年。这十年的政治风暴彻底搞臭了我们全家,使我们全家人无论是谁无论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而这十年,我从十九岁长到了二十九岁。这正是一个人的最为美好的时段,而我这最为美好的年华却是在挨批陪斗,担惊受怕,受尽歧视与屈辱的环境中度过来的。在这种形势下,乡邻们看见你都唯恐躲闪不及,谁还能给你提亲保媒?谁家的姑娘能嫁给你?

生产队时代是集体劳动,男男女女,也有电影场景的那种浪漫,但是我却从未掺和其中。多年的政治高压使我在人前丢尽了面子,尤其在女人面前,我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种猥琐卑鄙的心理。我特别愿意在独自的环境中干活,不愿凑人多的热闹,为此我曾在又脏又臭谁也不愿去的大粪场里干了十一年。那里绝对没有大姑娘小女人,在长达二十年的生产队岁月里,我没同任何异性产生过朦胧。

我的婚事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好姑娘,好人家的姑娘,这个档次的不敢奢求了,就退而求其次。按我父亲的想法,就是“身体有残疾的,心理有缺陷的,行为有过失的,家庭条件差的,总之,是女的,肯嫁给我们家的,就行”。父亲还在他们四类分子的队伍中进行了大量的求婚,认为同是一个类型家庭的,或许能成。可是,同等出身的姑娘也不愁嫁,人家也不愿意从尿窝挪进屎窝里去。父亲的心没少操,钱没少搭,力没少费,最终结果,我还是光棍一个。

更为严重的是,我后面还有五个弟弟,与我挨肩,每差两岁。我的婚姻大事没有解决,弟弟们就得在后面排着。

当然,父亲的努力也不是一点成效都没有。这么多年来,儿子的媳妇虽然没有着落,媒人却招来不少。来了媒人就得招待,事情有影没影有成没成自当别论。别看运动高潮时乡邻们对面相逢唯恐躲闪不及,但是过了高潮期,就有某些人显示自己顶天立地不怕沾包了。况且,党的政策也没规定四类家属甚至四类本人不能求婚。这大红媒如果是铁杆贫下中农,又不图仕途进步的,真就谁也奈何不了人家,阶级立场阶级觉悟之类的帽子也扣不到人家头上。如果是同类的四类分子,为这事凑在了一张饭桌上,也不能硬说你阴谋翻天立马就抓起来枪毙或者批斗。

父亲托媒也从不偷偷摸摸地,总是在人堆里公开地高腔大嗓:

“喂!×××哇,你给我那小子保个媒呗?”父亲完全不懂策略。

被托的人的回答大多数是:“没有相当的呀!”或是:“等遇上相当的,我一定给想着。”

做如上回答的人我认为都得算实在人,至少他不想糊弄你。

如果不是如上回答,而是说:巧啦,我有一个啥啥关系,他家有一个姑娘,在哪哪屯子住,等哪天有空了我给你问问。妥!那就有了节目了。父亲立刻就得搭话追问,唯恐飞掉了。不待收工,就四下借钱。借钱好买酒啊!收工后把人家请到家里,恭敬到炕头上,就像对待一位活祖宗。并且吵吵大嚷地许诺:不让人家白跑腿,给人家拨工分。事情未见一分呢,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我父亲虽然自诩在世面上混了一辈子,“啥样的人都见过”,其实他的酒桌学问太差了。他不会做主人,这是肯定的;也不会做客人,这是大概的。──因为我从没随他赴过谁的宴会,所以用了“大概”一词。客人来访,不管是你邀请来的,还是他主动登门拜访的,必然都有一个目的,这就像写文章都有个主题一样。你除了让客人吃好喝好以外,还必须围绕主题把事办好。我父亲虽然也会写点小文章,却全然不知饭桌上的这些学问。只要酒一落肚,便嗓门大开,有口无心,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起来。有时离题万里,有时又切题太近。既不注意听者受众的兴趣,也不管是生人熟人,只要自己痛快就行。

酒宴过后,就是令人讨厌的催促。催促了若干次,苦等了多少天,终于有结果了:

“我给问了,人家姑娘不同意呀!”

这可倒省事,一句话就结束了一场滑稽剧。天知道,他真给你保媒了吗?他说的姑娘,在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我这样说也许屈枉了好人,但是不一定都被屈枉。

我曾多次劝告父亲,以后别再四处搭茬了,咱家现在的条件不具备,况且托人办事首先就得了解这个人的品行和办事能力。父亲给我的回复是发脾气,摔酒瓶子,骂我:你在前边挡着道,你不想娶媳妇了,也不想让你的兄弟们娶媳妇吗?

1975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中央由邓小平主政,大搞各个方面的整顿,运动气氛明显减弱。斗争会少了,老四类们就有闲心了。一天傍晚,父亲在公社出义务工“下班”回来,领来一个老头子。进屋落座后,父亲对我说:“这是你花大爷,来见见你。”不用细说,大媒人又上门了。

当时家庭条件不好,没啥好招待的。母亲蒸了一碗鸡蛋,再加上点家常菜,两人就对饮起来。

很快我就知道了花大爷的基本情况。他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以父亲的观点,是属于“有俩土鳖钱,满脑袋高粱花子”的那类人。他家住在花子街(你听听住的这地方!),是根深蒂固的坐地户。有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独立,大儿子与我同岁,人家的孩子都七岁了。现在家中只有老两口子,生活条件肯定比我家强多了。

我观察着这位花大爷,觉得他肯定是个世故高手。人家不抢话,不插话,更不岔话,任凭我父亲尽情发挥。需要说话的时候,条斯慢理,滴水不漏。我父亲的话直白浅露,而人家却是深沉含蓄。酒喝的不比父亲少一滴,说话却一点也不走板儿。一顿饭没吃完,我已经听明白了:原来是我父亲听说花大爷掌握着一个“招婿指标”,是他的连襟。我父亲儿子多,只要给媳妇,都舍出去也不会犹豫。就把花大爷硬拉来了。

父亲留花大爷在我家住了一夜,让我第二天就跟花大爷去姑娘家见面。酒足饭饱,花大爷躺在里屋很快就睡着了,鼾声匀细,睡的很香。同样是酒足饭饱,父亲在外屋却是几乎一夜没睡,他心里装不了事,与母亲反复研究着行程安排。没有像样的衣服,既不能现做,也不好借别人的。母亲把我天天穿的一件家做的白布衫洗了,连夜铺到炕上烙干,把缺的扣子钉齐,开线的袖窝缝上。父亲说大老远的,不能空着两手去,得拿点东西。琢磨了半夜,命我起早去老李家买十斤李子带上。

我们队有两家养李子树,并且都姓李。我分别看了两家的李子,基本一样。一家要四角钱一斤,另一家要三角钱一斤。我买了三角钱一斤的。

买到家一汇报,挨了一顿斥骂,说三角钱一斤的一定成色差。逼我立即再去买十斤四角钱一斤的。买来的退不了,又重买一份,两份李子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劳动报酬。我拎着两份李子让父亲比较辨认,父亲连看都不看一眼。

本来我都不想再搭拢父亲联系来的这类事了,但是这次是往外推我,我不好赖着不走;况且,弟弟们也确实需要我给倒地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嫁给贺老六一样,真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花大爷的连襟在榆树台镇南郊,离我家二十里。这年我家已经有一辆自行车了,我推着车子,把李子绑在货架上,与花大爷一同步行。去时我带不了人,但是回来时我可以骑。在路上,花大爷旁敲侧击明询暗探对我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对我说:“你爹为你的事挺着急的,一再跟我说。我连襟那头也让我若是遇上相当的给费费心。其实我不愿意管这闲事。”随后,话题就自然而巧妙地转到介绍他连襟的情况上来。

他的连襟是贫下中农,还当过几年生产队长。现在五十多岁,非常能干,没有负担,姑娘是唯一的独生女。条件自不必说。花大爷不断地夸奖他的连襟如何精明,他的小姨子性格如何温顺。明显听得出,这老头不是“不愿意管这闲事”,恰恰相反,他大概觉得这回遇上“相当”的了,很希望这件事能够成功。我心里也很高兴,暗想:这回可遇上办正事的人了,比以前的那些媒人强多了。

谈着谈着,我忽然问:条件这么好的家庭,肯招进一个四类的子弟吗?

花大爷“哦”了一声,轻描淡写地说:“姑娘有点残疾,不过不影响生活。”

到了那家,刚一进院,花大爷就高声喊道:“来客人啦!”

就像在专门恭候一样,应声就从屋里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花大爷就像主人一样吩咐道:“天快晌午了,做点饭吧。”

那位妇女马上就进屋去了,而花大爷却没有马上让我跟着进屋。他领着我先观赏院子。

三间正屋,是当时比较上流的那种土草房。中间开门,两边的玻璃窗户同样完整明亮,而且西屋窗边还露着半掩的窗帘,证明东西屋都可以住人。那时有很多家境较差的人家,同样是三间房,只能在一头住人(习惯上住东头),而另一头放杂物,这类户在外面从窗户上就能看出来。除了正房,在西侧还有两间厢房,是仓库。靠厢房的南北两侧分别是鸡舍和猪圈。一切都井井有条,规规矩矩。院子的东侧是菜地,用木栅栏围着,菜垄整整齐齐,各种菜郁郁葱葱。想想我那破败的家境,真让人羞愧上火。

这花大爷好像有意在外面磨时间,一直等到他的连襟收工进院了,让我见过礼,我们才一同进了屋。

伙食很丰盛,女主人还炖了一只鸡。宾主落座,花大爷问:“小梅呢?”

小梅她妈说:“上街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花大爷说:“我给小梅领来个对象,得让小梅看看啊?”

小梅她妈说:“我看这小伙挺好的,我们没意见。”

花大爷说:“也得让小伙见见小梅呀!”

小梅她爸指着墙上的相框说:“那有照片。”

小梅她妈急忙把相框摘下来递给我。一张小学毕业的集体合影,三十多人挤在一张四寸大的方框里,每个人的脑袋就像个苞米粒似的。她妈指着左下角第一个说:“这个就是。”我扫了一眼,根本看不清楚。即使清楚,也等于雾里看花。

我极不情愿地入了席,草草地吃了一碗饭,就撂筷了。直到他们的酒宴结束,也没见那个叫小梅的姑娘回来。我就对花大爷说:“我该回走了。”

花大爷急忙把我送到门外,说:“你看这家庭咋样?”

我说:“家庭挺好,我家比不上。”

花大爷问:“那方面都没有意见了。你也同意了?”

我说:“我连个人都没看见,您叫我怎么同意?”

花大爷说:“你这孩子,你还信不过你花大爷?”

我笑了笑,说:“不是信不着,而是回去后没法向老人汇报。”

花大爷说:“一定要见人吗?那你等一下,我和他们约定一下啥时候再来。”

一会,花大爷出来说:“你屋来。”

进了屋,小梅她妈对我说:“小梅这孩子,上街回来也没吱声,就进了西屋,我也不知道哇!”又冲着西屋喊:“小梅,你过来。”

叫小梅的姑娘从西屋过来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见之下,真叫我长长了眼睛。这人不足一米五十的个头,而且前鸡胸后罗锅,弯蜷着两条腿,纯粹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她大概也觉得不自然,在屋里打了个转,一声没吱,就又回西屋了。

我骤然涌出了一种被欺骗被羞辱的感觉,冷冷地对花大爷说:“这回我该回走了。”

花大爷送我出来,还不知趣地说:“你回去再和你爹合计合计。”

我眼睛直直地盯着花大爷那张脸。昨天我在那张脸上看到的稳重与实在已经被狡诈与奸猾所取代。心里恨恨地想:你为什么在我家里的时候甚至在半路上不跟我开诚布公地实话实说?如果实说了我也许会同意呢,残疾人也是人嘛!况且,多少个比我强的子弟都娶了残疾人,谁让咱的身份卑贱啦!可这算怎么回事?你这不是编好了套子耍人吗?

想到此,我硬邦邦地回答:“不用,我的事情我做主。您老的好意我谢了。”

这是我父亲四处碰壁十余年,“划拉”来的唯一的一个让我见到了“真人”的媒人。

回到家,把情况向我的老子汇报了一遍,我父亲还咂嘴惋惜,不忍就此拉倒。我的肚皮都快爆炸了,既生老花头的气,更生父亲的气。说:“看你这些年都交了些啥人?还总说别人满脑袋高粱花子呢!据我看,这出戏他们不知演了多少场了。就凭人家那心计,咱别说继承家产了,把套股拉断了,最后还得被人家杀肉吃!往后,你愿意张罗就给我那几个兄弟张罗吧,我的事不用你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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