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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巢征文】我的一点回忆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1-04 15:46:55
无破坏:无 阅读:1675发表时间:2015-08-01 06:30:28 摘要:七·七事变之后,我失去了六位亲人,悲痛万分,当时我十五岁,我毅然离开了家,在湖北黄冈参加了湖北省抗日游击队,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我参加革命一是有家庭的影响,另一个是受当时年青人抗日爱国浪潮的影响,在地下党员的指引下,投奔共产党救中国。 我出生在湖北蕲春县蕲州镇(现已由漕河改为蕲春县),亲生母亲去世较早,我记事时家有曾祖母(姓伍)、祖父、祖母(姓龚)、父亲、继母、姑母和兄弟四人及继母生有两个妹妹,是四世同堂之家。我的祖父叫汪绍臣,是教私塾的,在当地颇有威望。我小时候跟着祖父读了几年私塾。听祖父说,我的曾祖父家境很穷,是做纸扎小买卖的。我小时候祖父非常爱我,因为我最喜欢学习,是一个又听话,又聪明的孩子。记得祖父买花生,常常在每个孩子手上给几粒,以示他的疼爱。祖父在临死之前,在我的手上打了一巴掌,据说是表示他最疼爱我的意思。   我的祖父母生育六个孩子,五个女孩,只有我父亲一个男孩,所以父亲小名叫家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横行,我们全家出外逃难,途中遇到流行传染病,在短短一个多月里,我家先后被流行病夺走了六人生命,悲惨至极,我的曾祖母、祖父、祖母、继母、二弟和小妹都不在了,原来全家依靠祖父教书维持生活,发生惨事,家中清贫,生活不再有依靠,连丧事都难以办理,沿路求助,简单掩埋处置。家里只剩下父亲、姑母、三弟、四弟、小妹和我。父亲名叫汪士恒,生于1904年,1927年参加革命,在邓子恢部下,“4·12”负伤后回到地方工作,解放后在湖北省工作,于1959年病逝。 武汉治疗癫痫十佳医院后来听说我的父亲又结了一次婚,生了四个孩子,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我和他们已多年没有任何联系了。三弟汪存德在广东省农业厅下属工作,于1984年脑溢血去世。郑州哪里有治癫痫靠谱的医院?四弟在武汉一家草帽厂学徒,因“伤寒”去世。姑母、小妹出嫁后,无音信,我与她们就失去了联系。   过去有些家世,小孩子时不知道,也不敢过问,大都是平时听大人讲的。   七·七事变之后,我失去了六位亲人,悲痛万分,当时我十五岁,我毅然离开了家,在湖北黄冈参加了湖北省抗日游击队,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我参加革命一是有家庭的影响,另一个是受当时年青人抗日爱国浪潮的影响,在地下党员的指引下,投奔共产党救中国。   我所在的游击队四支队,后来扩充为鄂东蕲黄广独立团,团长姓康。由于我上过几年私塾,多少认识几个字,就让我在独立团里当宣传员。由于民众不了解我们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的队伍,每到一处,老百姓就躲开了,没有吃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宣传队就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刷抗日标语,写宣传板报,积极接触老百姓。队伍经常夜行军,我们几个宣传员跑前跑后进行宣传鼓动,山路崎岖不平,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的腿就是那时候摔伤的,直到现在走起路来还有些不方便。   1941年游击队在发展壮大,整编成新四军十四旅,旅设有卫生科,组织上分配我做司药工作,主要是包药,发药和保管药等药物管理工作,干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边干边学边琢磨,积累了不少的医药方面的知识,为战友们解除了许多痛苦。   1942年2月的一天,也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我们的部队正在行军途中,突然传来上级的一道命令,命令像口令似的一个人接一个人地向后传递着,命令四个人停止前进在路边等候,有特殊任务。这四个人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还有吴克胜,吴福民、段蜀平等战友,我们四个人停下来等待接受任务,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任务,心里很是紧张和兴奋。等待约一个时辰,有一个排的战士来了,由他们护送我们四人,穿过敌占区,通过敌军的多道封锁线,最后把我们护送到湖北随县白兆山天汉湖区,这里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到达目的地后,我才知道组织上派我们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卫生队第三期高级医训班的学习。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能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学员都是从各纵队、师、旅军分区中的卫生机关及游击队中选拔的优秀人员,主要是培训救护伤员医疗技术及外科治疗技术。通过培训,培养医疗卫生干部,建立新四军自己的卫生医疗队伍。由此新四军五师的医疗卫生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步步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这期短训班来自四面八方,有90多人,当时由栗秀真部长、乔明志、孙光珠和罗明德等直接授课,罗明德、李晓白、楚白是本期医训队负责人,我们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在医训班主要学习了战地救护技术和临床医疗技术,医训队学员们政治热情高,受训半年时间技术业务提高都很快,从此我走上了一生从医的道路。   1942年7月中旬医训班结业,我被分配到在湖北汉川县杨业陂湖区冯家大湾洪湖第五野战医院,湖区医院分布在偏僻的湾子、台子外,医院还在荒野宽旷的偏僻密湖林中,自盖棚房住。襄南医院在潜江县西北偏僻的湖林(秆柴山、芦林、蒿荡的合称)中,用芦苇、秆柴茅草搭盖房子。这里,一般情况下,敌人的大队去不了,小队又不敢去,所以敌人的骚扰相对少一些。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给医院配备有固定的船队,供医院使用。有敌情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分好工,编好队,都生活在船上,在广阔湖林中与敌人周旋,“捉迷藏”。供应船在夜间向各个船输送给养物资。   湖区医院伤病员很多,有几百人,我们每天都是忙来忙去,那时我虽然年青但已是医助,每天满腔热情,不分份内份外,什么工作都干,再苦再累的工作也都是抢着去做。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医院的病床就设在船上,每条船上住两个伤员,处理枪伤时,碗口大的伤口,先把两公分长的蛆从伤口处挑出来丢进湖里,没有酒精,就用漂白粉清洗。带浓带血的绷带都是用了洗,洗了用,反反复复用五、六次。一般小手术就在船上做,大手术只能在棚房屋里进行,两张桌子并在一起就当手术台。   我们每天都是为伤病员治病,为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忙碌,往往因工作累得都不想吃饭了。我们医院治好了很多伤病员,使他们重返杀敌前线。但有很多伤病员由于医疗条件太差,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我们都感到很痛心。   伤病员都在船上,我们也在船上工作生活,一有情况,船就撑着走了,也就是转移了,这就是野战医院的特点。当地的老百姓对我们特别好,需要什么给什么,我们吃的饭都是大师傅给送到船上,有米饭,有时还有黄花炖肉,有鱼吃,不愧为鱼米之乡。   当时野战医院的医药供应是很困难的,西药和医疗器械因为敌人封锁得极严。国民政府又从没给过一寸纱布,一丸药。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五师和边区的医疗卫生人员靠一颗颗热扑扑为部队服务的心,靠一双双救死扶伤的手,靠在农村就地取材的中草药和代用品,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完成抢救伤员和治疗疾病的任务。   为了解决缺少医药的困难,五师卫生部建起了制药厂,其它各军分区、各旅、各医院也都办起了制药所或制药组。这些制药单位,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自制脱脂棉、纱布、敷料、绷带和各种膏剂、酊剂、溶液、丸剂等。这些自制的药物,对满足战伤外科和常见病的治疗急需,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此外,医药的来源还有购买、捐助和缴获。购买医药,主要是通过与我党有统战关系的药商和城市中的大商户进行。捐助是少量的,也不是常有的。有一些开明绅士、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还有国际友人如爱尔兰牧师保罗等由于受到我军在敌后英勇抗战可歌可泣的业绩而深受感动,因而给予同情和支持,他们赠送药品支援我军。美国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参观了设立在大洪山区农村民房和庙宇里极其简陋的纵队野战医院,她曾在文章里写道:“到了医院,院长是个女的,她曾经过大医院的正规训练,所以一切布置、消毒、用具、伙食、清洁都很不错。”她们还看到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杀敌而负伤的战士只有夹被,冬天只能用稻草保暖,而战士们却乐观地称之为“金丝被”。虽然医生、护士们严格地按照大医院的操作规程治疗,但因缺医少药,用的是竹子削成的探针,借老乡的杀猪刀进行手术,清洗伤口没有消毒水就用漂白粉或盐水替代等种种场景时,不禁热泪盈眶。史沫特莱说:“要不是我亲自来实地观看,别人怎么说我也不会相信,真是人间奇迹!”后来史沫特莱特意资助边区一批药品。我军在同敌伪顽的战斗中,常能缴获到一些药物。   日本鬼子经常对医院进行破坏和骚扰,有一天清晨,天刚刚亮,鸡叫头遍,敌人乘汽船,就进了湾,我们的同志急忙撤退,但有的女战士动作慢了点儿,就被敌人抓走了。因为年青,腿脚灵活,我和另外一个青年看护随着医院船队躲进芦苇荡,在芦苇荡深处整整呆了一天,才免遭一劫。这次敌人抓走了医护及伤病员,还有洗绷带的老乡,总共抓走了三十多人。   当年,一个只有几十个工作人员的野战医院,要收容二、三百个伤病员住院,几个工作人员的休养所,也要收治数十个伤病员。当时医院从院领导到看护员、炊事员都没有假日,工作做不完就睡不上觉,不到病倒在床是没有病假的。女同志都年轻,十之有八九未结婚,即使结了婚很少与爱人在一起,也极少有产假。党团员带头,都是出全勤,任劳任怨地干,经常突击完成任务。伤病员中发扬了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轻伤病员照顾重伤病员,老武汉癫痫病的医院哪里好的照顾新的。野战医院在条件困难、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   洪湖的那段战斗难以忘怀,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伤病员服务”。   1944年1月,我被调到新四军十五旅卫生科工作。当时,十五旅的旅长有病,我是医生,我给他看病,给他直接做静脉注射。   大乌山是革命根据地,驻扎着领导机关和部队。有一次,得到日本鬼子要袭击大乌山的消息后,部队立刻要转移撤退,我当时有病发高烧,不能跟着部队撤退,一位老大娘把我接到她家,藏在一个坑洞里,盖上许多稻草,用篮子给我送些吃的,至使我免遭一难。在那个年代老百姓掩护照顾伤病员是经常的事,真是像歌词写的那样“军队和老昆明最好的癫痫病专科医院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呐,咱们是一家人!”   山区医院重伤病员是靠疏散分居在便于隐蔽群众条件可靠的山村中,有敌情时,伤病员则搬到山洞密林里,伤病员的吃、喝、治都由隐蔽在山间的群众和医院工作人员分片包干负责;在平原、丘陵区医院的轻伤病员就组织起来同敌人周旋“打游击”,重伤病员则分散化装成群众,藏在村户居民家中的夹墙里,他们的生活和安全由住户群众负责照料和保护,治疗则由医院的医护人员定点包干巡回进行。   我曾经当过宣传员,很喜欢唱歌,后来当上了医生也经常在人群中唱歌,因为我会唱歌又会看病,老百姓都很喜欢我。记得边区宣传队队长叫罗明德,有许多抗日的歌曲,都是她教的。她经常上台领着大家唱歌。其中有一首歌我一直记得很牢:新四军生活最快乐,吃穿平等一样多,不打也不骂同志,好话向你说,生活真快乐。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时,感动得人人流下眼泪。我们最喜欢唱的“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颂”中的“张老三我问你……”, 我们每天都唱“新四军之歌”。我还记得我们的音乐老师叫娄明远,是蕲春县的县委书记,和我是老乡。文工团团长叫皮革,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他活泼得像个猴子,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皮猴子”。   在十五旅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又被调到新四军五师卫生部当医生,在栗秀珍部长所在部门工作。   五师和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在刚开始时,只能解决一些创伤清除手术问题,在孙光珠、谈太阶、乔明志来到后,他们亲自授课,在老战士热情帮助和传授下,许多队长、所长和医生逐步学习到正规的创伤外科处理, 定、牵引等技术。各医院卫生所配了专职的消毒员,在医训班的教学中不仅重视内科学、药物学、急救学等学科,还十分重视了外科学。并且从实际出发,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这样就使边区医疗工作走向正规化发展。   共 4498 字 1 页 首页1尾页 转到页 订阅(654)收藏(654)-->评论(6)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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