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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时代的寻梦人(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6:09:55

1934年,从广东到上海的船上,一位男子独倚舷边,望着茫茫大海,默默叹息。他此去,千里迢迢,只为发起一个募捐,为一个年老色衰的,名叫赛金花的一代名妓。

这位以“公使夫人”之名出使欧洲,又曾在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时,出面奉劝联军统帅瓦德西整肃军纪,使无数中国人免于死难的名妓,奇特的经历足够吸引世人眼球。可是,时局动荡,她晚境凄凉,生活陷入困顿。站出来帮助她的,竟是与她并未深交的男子。他发起“赛会”定期筹募资金。在一次募捐演讲中,他慷慨陈词:“赛金花一个烟花女子,尚知民族大义,曾救北京于危难之中,这样的侠骨柔肠,我们不妨自问,比得上吗?”他计划写一个宣传她的电影剧本。他还写信鼓励她:“我们对你是极愿意帮助的,然而能力甚微弱,无阔友,有也管不及了。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与其空念弥陀佛,不如再现身救国,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护妇也极可为。”这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民国性学博士张竞生,当然这个名是“臭名昭著”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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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是老同盟会员,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他假扮其亲戚送信。他还担任过南方议和团的首席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但清帝退位后,他却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毅然负笈出洋,决心科学救国,成为民国首批官派留学生。同一批的25人中,就有后来的民国要人宋子文和杨杏佛等。

1920年的春天,草长莺飞,芨麦青青,在法国读书八年的张竞生回国了。浪漫的西方国度里,张竞生淋漓尽致地张扬着他与生俱来的浪漫天性,他记忆中的巴黎,“坐在电车上好似有一股热烈的气氛,如水蒸汽一样在围绕着我!”八年的留学生活,除了给张竞生留下了数段刻骨铭心的罗曼史,更成就了张竞生的才识学问。他遍游欧洲列国,精通英德法三种语言,同时,因受法国提倡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文化熏染,激起他性学研究兴致。

张竞生口袋里揣着里昂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民国三大博士”之一,一回国就担任潮汕最高学府——金山中学校长。当时的中国,人口像蚂蟥一样疯长,民生像牛马一样不堪。现实的苦难灼烧着张竞生的眼睛,刺痛着他的神经。张竞生喝了一肚子洋墨水,踌躇满志,急于展示才华和抱负。他字斟句酌,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从社会改良、经济发展,到教书育人、民生福祉,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路。其中,他用大半的篇幅论述限制人口发展的重要性:“人类根本冲突就在户口的膨胀,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的繁多,而在其有相当的人口以后,使他们多多有了人的资格。中国人口能永久四万万就好了。”他主张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多者受罚;倡导晚婚,实行婚前体检。遗憾的是,在当时,却没人能看懂这样的真知灼见。当任广东省长兼督军的陈炯明大骂他为“神经病”。陈氏本人妻妾数人,有子女十多个,要他施行节制生育的“仁政”,无异于与虎谋皮,更何况,“多子多福”是祖祖辈辈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这是他提倡节育避孕初次受挫,也是他在国内坎坷生涯的开端。

先知总是孤独的。秀才遇到兵的无奈,更是悲哀的。张竞生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他没怀忧丧志。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金山学校弊政,并率先在全国推行男女同校,另一方面,频频在广东的报纸撰文公开提倡避孕节育。面对指责与谩骂,毫不所动。他的“不识相”终于让当权者忍无可忍,丢掉“饭碗”就显得理所当然。离开广州后,张竞生依然为节制生育鼓呼。1922年4月,美国生育节制及性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山格夫人访华,张竞生和胡适一同接待她。山格夫人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为什么要节育”的报告,并全文刊于《北京晨报》副刊。张竞生乘机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惜听者藐藐。会后张竞生万般感慨说,山格夫人主张节制生育,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而我的主张相同,却被目为发神经,只因我是中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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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军阀陈炯明免职后,张竞生受邀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和胡适是当时北大哲学系两个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张竞生人生最辉煌的时期。蔡元培任校长的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蓄,李大钊可以在北大讲马克思主义,张竞生可以在北大举办性学讲座。张竞生走了一条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们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独树一帜,在家庭、婚姻、爱情等“大众文化”中开创新的学术领域,著书立说,演讲社交,一时间,张竞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出尽风头的人物。

1922年春,北大校园爆出一则奇异的爱情花絮。张竞生的留法同学、北大生物系主任谭熙鸿教授丧妻后,没出一个月就和小姨子陈淑君结婚,陈当时为北大学生。师生恋在当时,还如洪水猛兽。一时间,北大校园议论声沸沸扬扬,人们纷纷指责谭陈“不道德”的婚姻。张竞生在法国“情场十年”,邂逅了无数“浪漫的事”,他深为国人的无知和愚昧而痛心疾首,堂堂中国一流大学的多数教授们却不懂“情为何物”。他发誓要为中国人上一堂爱情课,他写下《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张竞生第一次提出爱情的四个定则:第一,爱情是有条件的;第二,爱情是可以比较的;第三,爱情是可以变更的;第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以此四项衡量,则谭陈的婚恋是无可指责的。“陈女士是一个样式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他还宣称:“主婚既凭自己,解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改约即解约。”没想到,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爱情观公开大讨论的导火线。张竞生深陷舆论漩涡,差点被批评谩骂的唾沫星子淹死,但也从此声名远播,成为家喻户晓、鼎鼎大名、备受争议的人物。在延续二年的讨论中,张竞生陆续抛出自己观点,他提倡婚姻自由,主张实行情人制和婚外制,甚至提出“新女性中心论”,设想新女性在社会上占据要津,以情爱养成情人,以美趣造成美人,以牺牲精神培养女英雄,建立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女性中心社会”,这就是张竞生理想中的完美社会。

讨论越深入,张竞生也越大胆激情。他冒天下之大不违,踩踏雷区,堂而皇之地谈论性问题,将性“美”育。他在北大课堂开讲性学课,在第一课上,他这样解释性:“性譬如水,你怕人沉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则人们当时暑热满身焦躁时才肯入浴,断不会在严冬寒冷投水受病,又断不会自己不识水性,就挽颈引领,闭目伸头,一直去跳水死。故要使青年不至于去跳水寻死,最好就把性教育传给他。”绝对一语中的石破天惊。但在中国,性的位置一直很奇怪,很尴尬。国人对性素来呆板,虽古时介绍技巧尚多,但更多是一种为姿势而姿势的花样。中国人不谈性,即使谈,也须蒙上一层道德说教的面纱。张竞生不熟稔国情,偏偏反其道而行,津津乐道他的性观念、性学说。

1925年冬天,张竞生在《京报副刊》刊登征集性史广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他激情鼓说:“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百无聊赖,何以度日?最好的消遣法,就是提起笔来,详细而系统地记述个人的‘性史’。”第二年,他编辑出版了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性史》。《性史》共有12篇文章,所描述的内容,有懵懂的性启蒙、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的心情,情节上则有偷情、偷窥、嫖妓等,相当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性观念。每篇文末,张竞生都撰写按语,提出中肯评论。《性史》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正人君子摇头叹息,而又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赵老太爷们”更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一时间,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讥讽谩骂,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民国作家刘心皇著文说:“当时的中年人都起而对张竞生作严酷的批评,甚至破口大骂。许多人一面看他的书一面骂,越骂越看他的书;青年人呢,没有骂,只看他的书。因为他的书所谈的问题,都是大家所不敢谈的问题。”就是当时一些思想与世界接轨的“前卫人士”也纷纷反对,留美多年的胡适指出张竞生之《性史》不过淫秽之书,毫无价值,甚至发出“书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让人悲哀的是,曾与张竞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更是点名斥责张竞生倡导乱爱和淫乱。

《性史》出版四个月后,先在天津遭禁,接着被全国各地列为禁书。人们称张竞生为“卖春博士”和“情爱专家”,真是臭名昭著,无可复加。一册《性史》,让张竞生“名满天下”。此时的北大,容得下陈独秀先锋激进,也容得下封建遗老遗少,唯独容不下一个讲性讲本能的人。张竞生付出了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与主张在教室公开画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写时代曲《毛毛雨》的黎锦晖被称为“三大文妖”。“大淫虫”张竞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浪漫的法兰西精神在中国,只落得灰溜溜的命运,这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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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竞生的眼里,生活与性,都应该以美的形式存在。他一直提倡生命是自由的,青春是浪漫的,性爱是美好的。他所著的《美的人生观》一书,提出的美育观核心目的是人生的美。比如,他认为衣服不应仅是为蔽体而更应是为美丽而穿的,他反对束胸,主张天乳,中国女人胸部得以彻底解放,张竟生功不可没。因他率先提出,要扯下裹在中国女性胸口上千年的那一抹白布。张竞生提出,束胸使女子美的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且使社会失了兴趣。他倡导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认为性欲本是娱乐的一种。在风气未开的中国,这一观点自然“大逆不道”,立刻又引来骂声一片。

张竞生还提倡美的政府观。为了促使“美的政府”中的官员能够切实为人民效力,张竞生异想天开地设计了具体监督环节:每年的国庆庆典上,自总统及国务员及一切官吏,都要身着朴素的佣人服装,以公仆的样子,站立在一个极狭窄的棚中,恭敬地接受坐在对面一座极华丽的厅上身穿大礼服的人民代表评判。人民代表分坐三排,先由左排代表发言,列举公仆们一年来的政绩,代表人民向政府示谢;继而右排代表发言,直陈政府一年来工作中的过失,代表全国人民予以责备;然后由中排代表宣布:“公仆,方才二方代表所说甚是,我们国民希望你们从今日起,努力向善,补救过失。明年此日,你们如有政绩,才来此地再会,若不争气,请速引退,免受国民的惩罚,勉哉公仆!”最后,由大总统代表公仆团向人民代表团行三鞠躬礼,并致词如下:“高贵的主人啊!承示训饬,敢不敬命,从兹努力,无负重托。”张竞生又将这样的国庆节,称之为“美的国庆节”。他的天真,让人哑然失笑。

张竞生败走紫禁城后,去了“十里洋场”上海。他本以为在“东方巴黎”,可以挥斥方遒。他先在四马路与友人合资开书店(兼有出版社性质),取名“美的书店”。张竞生身兼总编辑,雄心勃勃,大展拳脚,驰骋于上海出版界。书店的征稿启事别具一格:“本书店自负要从丑的、无情的、禽兽交的中国社会里打出一条美的、热情的、有艺术性的性教育大道路来。”张竞生经营有方,主打产品《性育小丛书》,非常畅销。丛书封面上印有从巴黎公开出版物上取来的艺术裸体女像,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大胆的。丛书定价低廉,书店购书可获赠美女画,他还雇佣年轻漂亮的女店员,那时上海的商店里都还没有女店员,“做生意”也还是男性的职业,因而购者踊跃,丛书受到前所未有的热捧。美的书店生意越做越红火,更以专售性书而驰名上海滩。美的书店的经营自然招来卫道士们的围攻,就连鲁迅也写文章大肆鞭挞:“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坐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给买主可以问他《第三种水》出了没有等类,一举两得,有玉有书,可惜美的书店竟遭禁止。”不久,张竞生就被诬传雇佣妓女贩卖淫秽书刊而被警察传唤,书店也被迫关门。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的张竞生,在同学陈铭枢的支助下,不得不远走法国,专门从事研究。他译出了卢梭的《忏悔录》,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忏悔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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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历经坎坷的张竞生再次归国,赶上内乱外患加剧的年代,他认识到自己“美治”救国理想已经破灭,他要开始“实业救国”的尝试。书生意气的张竞生,决心尽自己所能,振兴广东农业。他回到家乡饶平大榕铺,从事乡村建设试验。他兴校育才、修桥筑路、造林种果,造福村民。这期间,他深入农村做经济调查,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热情为农民代言和鼓呼。一时间,中国有了从事乡村建设的“南张北梁”之称,南方是张竞生,北方是梁漱溟,但梁漱溟重于教育,而张竞生更多地着意于发展农村经济。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上级兼故人汪精卫屡次函电邀他到南京出任伪职,均遭他一口拒绝。当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张竞生打了锄头四把,上刻“休养生息”四字,分寄国民党要员,要他们停止内战。新中国成立不久,已经退隐江湖多年的张竞生,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连夜写下一万三千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最高领袖毛泽东。文中,他言之凿凿: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不能学苏联的人口政策对生育五个子女以上的人授予“母亲英雄”。这一年他已经是65岁的老人了。令张竞生哭笑不得的是,他写的万言书被有关部门批了四个字“退回,酌办”后,最后退进了他个人的档案袋里。不久,又一个提倡节育的人站了出来,提出了“新人口论”,他就是北大校长马寅初。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张竞生身处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妻离子散、生活朝不保夕,但他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美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美的”生活态度。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书桌上煤油灯仍然亮着,桌上摊着一本已看了一大半的书。

若干年后,北大学文系教授陈平原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孤独的叛逆者,一个出师未捷便轰然倒下的寻梦人,一道欢快奔腾越过九曲十八涧的溪流,一颗划过天际瞬间照亮漫漫夜空的彗星,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选错了职业因而命运多舛的浪漫派文人。这种性格以及生活趣味,放在苏曼殊、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行列,也许更合适。”

一个时代有一个寻梦人,便不会太沉寂太荒凉,因他足以传达一种声音,完成一种呐喊的使命。张竞生曾说:“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世人蠢蠢而不知贤者之心情,而贤者正不必求世人之谅解。”中国人可能会骂张竞生五十年,或者一个世纪,但不可能永远遗忘他。鲁迅在《两地书》里说过:“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诚如斯言,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了,二十五世纪也总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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